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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 美国失衡与机会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8-04-12

当地时间11月9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口无遮拦的地产大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最终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前美国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成为美国新一届总统。在特朗普“带领”下,共和党还同时拿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完全出乎预料。全球股市应声暴跌。美国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在内的数十个地区爆发示威游行,抗议特朗普胜选。部分加利福尼亚州人士甚至掀起了独立运动(Calexit)。

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曾发表一系列“惊悚”言论:他要撕毁伊核协定,放弃北约和亚洲盟友;废弃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商品征收45%的关税;在美墨边境修一条隔离墙,并且迫使墨西哥出资;拒绝履行巴黎应对气候变化协定,因为气候变化是捏造的……

不过,《》采访的多位专家对特朗普当选并不惊讶,认为这是美国经济长期变迁的必然结果。

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等使得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普通民众的就业、收入陷入停滞,中产阶级萎缩。次贷危机8年来,民众生活继续恶化;造成危机的华尔街却因宽松货币政策等继续大赚特赚。

经过长期隐忍和等待后,美国民众渴望变革。

“长期以来,在就业方面,在战争前线,政客们一直让人民感到失望。这场战争我们打了15年,在中东花了6万亿美元,这笔钱足够我国重建两遍。可你看看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还有机场,都过时了。”“如果说我代表着某种否定,那就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政治状况的否定。我赢得很轻松,这很能说明问题。”特朗普在胜选后对媒体表示。

始于“占领华尔街”

特朗普胜选的端倪,至少可以追溯到2011年9月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时,一边是次贷危机后许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边是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家们却坐享大笔奖金,这种不公平让美国青年非常愤怒。抗议很快超出华尔街,触及更广泛的不平等问题,年轻人喊出的口号是:你们是1%,我们是9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1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富不仁”(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的文章,提到美国的收入和财产差距都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幅扩大: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有的全收入份额从12%上升到近25%,最富的1%人群占有的全财产份额从33%上升到40%。他列举了这对美国、经济、外交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呼吁美国需要大力改革。

2012年,美国大约有2500万人找不到全职工作。次贷危机后失去住房的家庭达到800万户,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一边是大量空置的房屋,一边是大批无家可归的人。

即便在危机前,20022007年,美国上层的1%群体就获得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在危机前10年就变差了。即便有着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其家庭收入中位数扣除通胀后,20002010年也下降了10%。

“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美国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就不公平。”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说。

泡沫破裂多年后,人们逐渐意识到,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失败了,因为它没能阻止危机爆发,没能控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

“危机后,美国的应对政策也异化了。没有足够的问责。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要监管华尔街,但小布什却让同政党的财长辞职,换上民主党的保尔森,保尔森代表华尔街利益,马上巨资救助那些闯祸的大银行。”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左小蕾告诉《》。

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给“大而不能倒”的大银行输血高达7000亿美元,再加上减税、降息、量化宽松在内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华尔街安然度过危机。2014年,美国银行业利润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1520亿美元。

当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满时,美国百姓却仍然挣扎在危机之中。

“很多年来,我曾以局内人的身份见证这个政治系统的内幕。我知道华盛顿和华尔街是怎样运作的,我也知道他们是如何作威作福,艾米莉亚序列,蹂躏美国人民,践踏美国法制。”特朗普在竞选演说时充满愤怒。

事实上,美国经济复苏的绝大部分收益进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比如,2010年比2009年增长的收入,其中93%都被最上层的1%所得。

据美国劳工部数据,从2008年到2012年,美国最富有20%的家庭收入每年平均增长8358美元,而同期最贫穷20%的家庭收入则每年下降275美元。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个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就有1606万个,比率高达19.7%。

来自纽约市流浪者收容部门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纽约市各个流浪者收容所里,无家可归的人数从8000人左右攀升到1.3万人左右,大约增加了60%。

“美国民主政治背离了开国元勋和宪法设置的基本原则,政治家转向更多维护精英集团的利益。华尔街这些年就炒来炒去,转移财富,不管百姓死活。炒出一个危机,你们来承受,艾米莉亚序列,然后我继续炒。国家机器都被绑架挟持了。”左小蕾说。

全球化放缓

特朗普被媒体和精英们视作“疯子”。

他大骂“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说他们“把毒品和犯罪带到美国”,宣称如果他当选,将要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一道1300英里的隔离墙。他宣称,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国家,要停止他们的移民。他要将苹果公司设在的iPhone、iPad等生产线,全部搬回到美国。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美国的一次灾难,该协定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作机会。但历史永不会重演。”特朗普似乎反对一切主流和政治正确,全球化、自由贸易、移民、气候变化……都成为其质疑或反对的对象。

这恰恰符合很多美国民众的认知——过去几十年,就是这些所谓的政治正确使他们失去安全、工作、福利、收入……

1980年代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转入战略攻势,新一轮全球化开启。尤其冷战结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加速向等发展家转移。

美国的产业转移后,大量产业工人失业;进入21世纪后,美国工人失业进一步增加。美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从事股票、债券、衍生品等业务。

“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等原本都是为实体服务,后来变成投行了,玩虚拟了。制造业企业也一样,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艾米莉亚序列,通用汽车的金融公司只占通用全部资本的3%,但利润却几乎是整个通用的全部。”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告诉《》。

1994年,道琼斯指数不到4000点,到2007年危机爆发前达到14000点。美国产业资本的利润至多5%,金融资本利润则至少15%。于是,产业资本或继续“脱实向虚”,或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进入虚拟经济时代,出现产业资本、产业工人和金融资本的矛盾。

在冷战刚结束时,与美日欧的人均收入差距高达40倍,新千年之初也高达30倍,但到2015年已经缩小到47倍。新千年以来地价、物价等要素成本迅猛上涨,不断减弱新全球化的动能。

“经济全球化表现在市场、生产、技术标准、金融和经贸规则的全球化。这五大支柱的发展在次贷危机前都遇到了困难。”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告诉《》,艾米莉亚序列。

关键在于发达国家发生利益分歧,这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比如,欧盟希望美国放弃对农业的补贴,美国不同意。美国希望欧盟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欧盟也不同意。

“发达国家和发展家也出现裂痕。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抓住了上一轮全球化的机会,一些国家在全球化中更加边缘化、贫困化。”邢厚媛说。

2008年,全球经济运行的链条在其最疯狂的环节美国金融部门断裂。

“次贷危机是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严重萎缩、两者彻底失衡的结果。金融资本异化,少数人通过疯狂的投机炒作赚取高额利润,这是财富转移过程。最终实体经济无法支撑。”

王建表示,至今美国实体经济也没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虚拟经济反而更加膨胀,道琼斯指数达到18000点,比危机前上涨了30%左右。“这样的经济结构已经引发了上一场危机,如果不赶紧解决,必然引发下一场危机。”

贫富两极分化

经济学家安妮·卡斯和安古斯·迪顿最近的论文称,美国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19992013年间有所上升,而任何其他人口群体及任何其他富国的死亡率基本上都有所下降。原因似乎是自杀、毒品和酒精——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大约50万人。而该群体的犯罪率也同样骤增。

这反映出更严重的危机: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过去30多年,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和新技术革命重创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成果为政治精英、金融资本和科技新贵所瓜分,普通美国人具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失落感。

斯蒂格利茨回顾,在二战后的第一个30年里,美国整体一起增长,而且底层的收入比上层增长更快。这更多归功于政策,比如《军人安置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二战期间制定的高累进税制度。

但是1980年后的第二个30年里,美国日益贫富分化,上层收入增长最快,底层收入实际在下降。在这30年里,美国底层90%群体的工资增长了15%,上层1%群体的工资上涨了150%,最上层0.1%群体的工资上涨了300%以上。

如果以财富计,艾米莉亚序列,贫富差距则更严重。根据《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数据,在美国,2010年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全国70%的财富,最穷困的50%的家庭仅拥有5%的财富。

斯蒂格利茨指出,里根革命之后,市场收入差距扩大,政府为克服不平等而设计的多项举措都取消了,对上层的税收降低了,福利计划也削减了。

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是发达工业国中最不平等的国家,198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2009年已经达到0.47,接近伊朗、牙买加、乌干达和菲律宾。上一次达到这种不平等程度还是1930年代“大萧条”前夕,而这一次则有次贷危机后的“大衰退”与之呼应。

事实上,贫富分化是全球性现象。在英国有70%的劳动力在过去40年里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加薪。在加拿大、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财富集中愈演愈烈,瑞信的调研数据显示,约1%的人口控制着50%的全世界资产。乐施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卡洛斯·斯利姆等拥有的财富比世界上最穷的35亿人的财富都多。

“全球化过程,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受益的人是少数,受损的人是多数。尽管各国政府有一些再分配的措施,但效果不明显,导致目前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院长洪俊杰告诉《》。

产业资本的代表

“所有人都知道,制造这些问题的政客永远都不可能主动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次,希拉里的竞选对手并不是我,在她对面的,是所有渴望改变的美国人民。我们会把华盛顿建制派一网打尽,为美国人民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政府。”10月,艾米莉亚序列,特朗普效法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说。

观察人士分析,本次美国大选是在全球化中获取高额利润的上层精英和底层依赖福利的人群,与在全球化中失意的中下阶层的冲突,双方围绕全球化、移民、自由贸易等激烈对弈。

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特朗普公布了他的混杂着理性与疯狂的“百日新政”。

2016年10月22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发表演讲,阐述自己一旦当选总统后的“百日新政”计划。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1863年11月,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正是在此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在政治方面,为防止腐败与不作为,起草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成员的任期有上限;规定所有白宫与国会官员离职5年之内不能担任政治说客。

在经济方面,为保护美国工人,宣布与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或者退出协议;宣布退出TPP;让财政部长标定为汇率操纵国;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数十亿美元的资助;大规模减税;停止离岸法案,抑制公司一些全球化行为,比如将总部设到海外、避税和解雇美国本土工人;进行一项为期10年、总额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在移民与领域,为了安全,开始遣返大于200万名非法移民;撤销非法移民法案。全力资助南部边境的隔离墙修建,并确保墨西哥会补偿美国的修墙支出。对于再次非法入境的非法移民,强制至少2年联邦监狱服刑;撤销和替换奥巴马医保法案。

竞选成功不久,在特朗普的官方网Great Again.gov上,其团队已经制定出他最初的施政框架。其中果然包括修建隔离墙、减税、产业回归、能源革命、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等内容。

“他提出的政策,是要让美国产业回归,代表的是产业资本利益。他的背后不光他的家庭,还有一大帮产业大佬、产业工人捧他。他们认为虚拟经济不能代表美国未来,把美国掏空了。”王建表示,物极必反,金融资本要靠产业资本支持,产业资本不支持,艾米莉亚序列,金融资本迟早要掉下来。

民主党内初选时,同样的反建制派桑德斯的成就,也表明美国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变革的渴望。

当希拉里借助财团和大佬捐款,轻松筹到了2.8亿美元竞选资金时。原本籍籍无名的“民主主义者”和非正式党员桑德斯也筹到了2.2亿美元,绝大部分都来自零散的个人捐资,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约800万美国人掏腰包助他竞选,人均只捐了27美元。

桑德斯最终拿下了民主党内接近43%的大众选票支持。如果没有民主党建制派超级代表的支持,希拉里就拿不到获得提名所需的票数。

“所以精英们应该反思,你的政策出现了哪些异化?你知道他们的利益和疾苦吗?而不是简单的指责抗议,顺从你们就是民意,不顺从就是民粹。”左小蕾说。

如何应对

“历史上每次大的经济危机后,都伴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的抬头。每次全球化扩张后都有一次收缩。19世纪末一次,1930年代一次,这次也是。新全球化的红利已经耗尽,多赢变成了你多我少的格局,所以贸易投资冲突加剧,国家内部也分化,出现孤立主义。”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告诉《》。

不过,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非全球化是不同概念。全球化是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速度加快。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会否让这种速度放慢,至少现在不能说,未来也是未知数。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甚至更多因素会加快全球化,从G20杭州公报可以看到,全球化不是放慢而是加快。”江时学说。

可以预料,中短期内,忙于内部矛盾的美国可能转向适度战略收缩;俄罗斯与可能适度战略扩展。在此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

邢厚媛认为,面对政经格局的变化,应继续高举多边的旗帜,借助WTO、G20等平台推动多边发展;自主扩大开放,比如在G20杭州峰会提出增加7个内陆自贸区。“现在全球化与产业合作的发动机轮到了。”

在11月举行的北京论坛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半开玩笑:如果现在进行一次全球公投,我们说不定会看到像英国脱欧这样的结果。

“现在很多人觉得全球化是一种威胁。从国家层面一直到个人层面,我们都要做出一些抉择。”

金立群指出,有些国家、有些人不能共享发展成果,艾米莉亚序列,这可能是因为互联互通做得还不够,因为一体化还不够,而不是过度的一体化。

“亚投行就是要把那些边缘化的国家包含进来,将为成员国带来更广泛的、更包容的经济发展,不会让一个人落在后面。”

另一方面,洪俊杰认为,也要顺应形势,多在双边和区域着力。“区域一体化机制设计好的话,与全球化不冲突,还会促进全球化,相当于从区域做起,再推到全球。”

刘元春则提醒,的区域战略应即时做出调整。“‘一带一路’原来有应对TPP的意味,战略战术上推进都很快,现在节奏可以微调。美、俄的全球战略变动也可能影响‘一带一路’的机会。亚太自贸区的空间变大,要立刻抓住时机。”

曾在1980年代为政府提出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王建预测,未来会出现全球化转向区域化的新格局,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经济圈。伴随欧洲、北美经济圈的闭合,大陆、日本、韩国以及港台地区必须加快整合,转向内需驱动。“三大区域是更高层次的竞争,是全球化的深化。”

王建认为,未来只能依靠内需,内需的出路是城市化。2015年,农村人均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1000美元,这正是2000年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在此水平上,由城市人口的住房与汽车需求带动,进入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期。

“但那只是4亿5亿人口的城市化,农村9亿人口的城市化还没解决。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继续10年以上9%的增速,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庞大的内需市场,拉动整个东亚,整合韩国和日本经济,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在采访最后,左小蕾提醒,应注意吸取美国的教训:第一,房价不能暴涨,否则产业空心化;第二,防范两极分化,扩大中产阶层;第三,给年轻人创造就业。

如果不能跳过此类陷阱,就将在下一轮全球化中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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